光伏双反之争是两种经济体制间的碰撞
摘要： 在曹寅看来，“双反”之争实质是“两种经济体制间的碰撞”。
折腾了大半年的“双反”风波步步紧逼，美国已尘埃落定，欧盟情势不妙，而中国国内市场迟迟未能有效启动。我国光伏行业内忧外患，庞大的产能寻不到出口，转身变为反噬行业的破坏性力量。
新近披露的2012年前3季度光伏板块上市公司财报显示，多数公司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50%以上。美国投资机构Maxim Group的研究报告称，在中国最大10家太阳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债务累计达到1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13.94亿元)，表明整个行业已接近破产边缘。
尚德的“国有化”猜想
负债规模远超企业承受力的行业现状，让“国有化”成为光伏业救赎的关键词之一。
2011年秋天起，有关尚德破产的消息开始流传。行业不景气是导火索。光伏热浪退潮处，尚德成为不折不扣的裸泳者。
2012年8月，尚德的债务问题开始爆发：若尚德不能出售子公司股份或继续举债以换取周转资金，它将无法撑过2013年一季度，因为一笔15.74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将在那时到期。而尚德拥有的只是4.74亿美元现金及其等价物，负债率高达81.8%。
为了自救，尚德暂停了1/3的产能。
雪上加霜的是，尚德投资的环球太阳能基金(GSF)在2012年7月爆出涉及43亿元的反担保骗局，这令尚德股价应声暴跌。美国纽交所则随之发出警告：如果在接下去6个月里不能使股价维持在一美元以上，尚德电力将被迫退市。
8月中旬，施正荣将CEO职位让给当时的CFO金纬，曾经的“太阳王”隐身幕后。
此后的一个多月，金纬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关闭了效益不佳的P2工厂，裁员1500人。7位全球副总裁级别的高管因“性价比不高”而被迫离开。出货目标也被修正，尚德主动让出全球“老大”的交椅。
与以往经历的数次危机类似，尚德再一次得到无锡市政府的援手。
9月底，无锡市市长朱克江亲赴尚德召开市政府现场办公会， 包括国开行在内的多家银行也集体进驻尚德，与就地办公的市长朱克江及企业管理层共同研究救助方案。
在不断卷入外界质疑的漩涡后，尚德希望以正面姿态回归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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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无锡市政府的支持非但没能提振公众对尚德的信心，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有关施正荣旗下的关联公司掏空尚德、不愿放弃个人利益拯救尚德的说法开始广泛传播。
有消息称，相关部门提议“无锡市政府出面购买公司2013年3月到期的5.75亿美元可转债，然后经国开行注资救助”，但这一救助行动的前提为施正荣将全部个人资产做无限责任担保，这被施正荣拒绝。因为这可能使施正荣丧失对尚德的控制权。截至目前，施正荣个人持有尚德电力30%股份，其个人及家族合计持股超过60%。
之后，无锡市政府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对此，龚学进公开表示，现在施正荣和金纬的首要工作都是寻找新的投资者，其次要取得政府的信任，最后才是客户。
如今摆在尚德面前的是两条路：其一，施正荣及其家族出让部分股权给无锡国联和无锡产业发展集团这两家地方国企;其二，两大地方国企不直接投资，而是作为牵头人吸引其他投资者入股尚德。
说到尚德的未来，龚学进仍很有底气：“尚德还有希望，还有救。这是必须的。怎么可以倒下?不可以倒下，也不会倒下。” 他告诉记者：“我们决心专注经营并锐意变革，以图突围脱困，以谋重生涅。”
无锡已形成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尚德是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在当地“东方硅谷”的构想中，新能源被视为核心产业。一位尚德的管理人员粗略估计，当地为尚德配套的企业有上百家。
因此，尚德破产引发的连锁效应或将成为当地政府的长期困扰。
保卫赛维
相比无锡，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对赛维LDK(以下简称赛维)的拯救更为彻底。
赛维的发展轨迹与尚德如出一辙，均在当地政府的庇荫下成长壮大。2008年，受金融风暴影响，赛维曾经历短暂财务危机，资产负债率高达85%，为此新余市曾出台规划，要求当地8家银行联合向赛维授信。2012年，当地银行又在政府的组织下向赛维集体大规模“输血”420亿元。而截至2011年末，新余全市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仅为413.3亿元。
2012年4、5月间，赛维以产品抵押，获取政府近亿元资金救急;7月12日，新余市政府决定，将赛维偿还信托贷款的5亿元缺口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还曾牵头国开行江西分行等机构为赛维提供过20亿元的周转贷款。新余市政府则被指以财政收入为赛维的信托贷款兜底。
在最好的年景，新余市逾60%的财政收入均来自赛维，但到了2012年上半年，赛维的纳税暴降99%，直接导致新余上半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收8.48亿元，财政收入下降1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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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政府一位核心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拯救赛维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赛维倒了，新余市经济就将可能倒退10年。”
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赛维或拖垮新余经济”。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仅在2012年，赛维就有约20亿美元债务到期，但截至6月30日，其手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只有2.962亿美元。而整个新余市2011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百亿左右。
有消息称，自赛维陷入困境以来，前来洽谈“业务”的各路来客多达上百个，但最后几乎都不了了之，赛维似乎注定要走上“国有化”道路。
在2012年9月中旬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赛维宣布已向新余市政府转让了一部分房地产物业和土地使用权以筹集资金。
10月22日，新余国资控股40%的恒瑞新能源以约2293万美元收购了赛维19.9%的股权，成为赛维第一大机构股东。此举被视为赛维“国有化”的重要步骤。
很快，内部董事会迎来了大换血。像施正荣一样，赛维原CEO彭小峰在他一手创立的企业帝国中退居幕后。
在迈哲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看来，新余和赛维几乎是一体的，没了赛维的新余将被“打回原形”，这使得新余市对赛维的态度有点孤注一掷，“死马当作活马医”。他对记者表示：“苏南是经济发达地区，所以无锡可以更理智地看待尚德。没了尚德，无锡还是无锡。但没了赛维，新余就只是个没人知道的江西小城。”
谁捆绑了谁
在这轮拯救光伏的浪潮中，部分地方政府担任救火队员冲锋陷阵，将困境中的光伏企业收归国有，引发了很大争议。
在一些将光伏业视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省市，光伏企业的出生、成长、扩张乃至危机阶段，每一步皆有浓厚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当地银行往往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记者：“捆绑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是这场光伏灾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也将金融机构视为“祸首”：“目前光伏产业呈现的发展困境，不是政策造成的，是企业家和金融推手共同造成的。银行在这些年光伏行业的盲目扩张中是罪魁祸首之一。”
有分析认为，政府兜底债务行为，只是债务的转移，并不能真正消除债务。一旦企业生存环境长期难以改观，“国有化”的企业可能成为政府负担，甚至可能拖垮当地经济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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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分析说：“帮企业还债可以，但关键是怎么经营下去?光伏业是个竞争白热化的行业，企业都是贴身肉搏。而地方政府对于完全市场竞争下的行业管理能力是非常弱的。”李俊峰则明确表示不赞成政府为企业输血，“很多企业家希望政府出来能帮助解决融资问题。我想问，解决了融资问题，是不是还要继续更快地扩大产能?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李俊峰认为，在过去的几年内，地方政府做了许多拔苗助长的事情。
政策组合拳
国家层面也开始出手拯救光伏业。
2012年10月25日，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以及众多银行代表齐聚河北保定，在光伏企业英利所在地，表达了对整个行业的救助信号，并打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
国家电网、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局均接到批示，除金太阳第二批示范工程外，包括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新能源城市等一系列光伏工程即将启动，预计投资额度将高达700亿元。
10月26日，国家电网公司承诺，10千伏及以下电压、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6MW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可免费入网，富余电量也将全额收购。这一承诺缓解了长期困扰光伏业的并网难题，被视为重大利好。
实际上，一直以来欧美都对中国政府对光伏业不遗余力的支持表示反对。所谓“双反”，即为反倾销、反补贴。实际上，就公开的补贴数额来看，国内对光伏业的补贴并不高，甚至低于欧美国家。这也是国内从业者纷纷喊冤的主因。然而，在欧美国家看来，中国光伏行业还接受了许多来自于政府的“隐性补贴”，例如土地、水电、贷款等政策优惠。
因此，这一轮政府施援遭遇很大争议，评论者认为绑定政府与银行的救助模式会为欧美“双反”落下口实。
林伯强说：“从中国的角度看，‘双反’并不合理，但从美欧的角度看，‘双反’也有一定的根据，毕竟国际上有一些公认的东西存在产能过大，自己杀自己，供需不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造成的。”
在曹寅看来，“双反”之争实质是“两种经济体制间的碰撞”。
“不仅仅是光伏，还有LED、自主品牌汽车等许多中国典型业态都是如此。那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水电费优惠、廉价土地、银行的信贷来源，在西方看来都是不公正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光伏业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威胁到了西方企业的生存，于是他们出手了。”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认为，国家不宜出台新的补贴政策，而是应当对原有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在补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挖掘政策潜力。
着眼长远，完善光伏行业的政策环境，调整发展规划，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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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华阳光董事长苏维利告诉记者：“国内光伏方面的法律需要完善，比如电价的执行年限。如果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投资者始终存在顾虑。”
“现在光伏制造企业都已经在赔本赚吆喝，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再有下降的空间。我特别担心发改委明年开春再说降价，如果这样，这个行业就消失了。”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外部需求至少未来几年都不可能恢复到原来水平，行业的核心任务应是淘汰产能，一部分企业必须退出。目前的政府拯救不仅不能帮助光伏业，反而会加剧行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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