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大华，1965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随后留校电光源研究所工作，1982―1984公派赴德国基尔(Kiel)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1989―1990公派赴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IST)工作，在复旦大学工作至2009年5月退休。

关键字：  陈大华，  复旦大学，  光源与照明

陈大华，1965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随后留校电光源研究所工作，1982―1984公派赴德国基尔(Kiel)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1989―1990公派赴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IST)工作，在复旦大学工作至2009年5月退休。

曾任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主任、电光源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光源和照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仍受学校返聘和社会兼职中国照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照明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参加国内外近10家光源和照明学术杂志的编委工作，担任欧洲建筑节能照明委员会和国际照明学会视觉委员会的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电光源的研制和开发、低温等离子体物理及其应用、照明和视觉科学。曾多次获学校和国家的奖励。先后参与编著和译著多本专业科技书籍的出版，如《光源和照明》，《现代光源基础》，《光源电器原理及其应用》，《绿色照明LED实用技术》和《光源和照明英汉词典》等，也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科技论文。

探寻发展道路，不能只从脚下向前看，而要回头看看来路到脚下的连线，再延长下去，或许你不仅会领悟到方向，还可以感悟事物的更迭与演进，才能感知未来。刚刚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照明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我们邀请中国老一辈照明科技工作者，请他们回顾过去，沉淀思想，留下足迹，同时也给我们一些预示未来的前景。

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物理专业，后来是怎样的原因跨入照明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科研工作的?

陈大华：1965年初，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电子物理专业，随后根据组织的安排，被学校指派到蔡祖泉教授的光源研究室报到。当时，我对于光源很陌生，但蔡祖泉教授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科技人员。

在蔡老师的身教言传和谆谆教导下，我对光源的价值和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它是我们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都离不开光源。

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值得把自己的青春、知识奉献给这项事业，这样也就更坚定自己踏上了我国光源事业的研究和教育之路的决心，这一投入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包括退休后依然闲不下来，每周都还不时地到学校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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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您和蔡老师在一起工作的那段难忘经历吧。

陈大华：当时，学校成立了电光源研究室，也就是如今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室条件相当艰苦、设施及其简陋。即便如此，我们在蔡老师的带领下，不分日夜地投入实验，为祖国研制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光源产品，创造了许多喜人的成果，获得了国家和人民授予我们的信任和荣誉，我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磨练和有所进步和成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对各国个人占有光源产品的统计数据显示，每30到40个中国人才能分到一只灯泡，而先进国家的一个外国人却能得到20多个，这一数据极大地震撼和刺痛了我们所有从事光源研制人员的内心。当时甚至于中国人家里的灯泡坏了，还必须拿损坏不能使用的灯泡到商店证实后，才能允许以旧购新，以至于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日光灯，在那个年代成为家庭贫富区别的象征。

这还仅仅是生活上的例子，从工业，文化和科研前沿来看，许多工作的进行也都由于光源落后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拍摄电影时的一个大功率光源，当时我国运用的光源，其体积远大于篮球且需要四个人才能抬动其灯具，而国外的卤钨灯不但轻便，效果也明显优于国内。

外国人吹嘘地称这种新光源为“原子灯”，意即中国当时的科技能力是根本无法制造出来，这无疑是对我国光源技术匮乏的贬低。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少进口的先进科学仪器设备都需要配光源，一旦光源损坏需要更换，我国常常为这一咽喉受到国外不合理的制约。

例如，一台仪器约10万美金，灯泡约500美金，如果光源损坏自己不能生产，国外就会苛刻提出我们必须重新购买整套新的设备，再能配给备用光源，那么由于光源的缺陷我们将不得不承受极大的损失代价。

为此，蔡祖泉教授带领全所的科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目标，必须坚持自主研发，开发成功填补国家空白的新光源，使我国光源技术在国际上享有应有的地位而不被欺负。

在蔡教授的领导下大家跟着一起埋头苦干。那段岁月是艰苦而忙碌的，没有寒暑假和休假日，吃睡都以实验室为家，往往是累了就在实验室睡，睡醒了再接着干。当时研究高压汞灯新光源产品时，研发上遇到了一个很大工艺难题，就是石英玻璃与金属真空封接需要非常薄的钼片，但那时候国内根本没有企业能生产出来。

蔡老师就将厚厚的钼片高温烧热后，像打铁一样放在铁板上敲击，往往敲了数百张钼片后，才能得到几片能符合要求的钼片，就这样我们突破了金属和石英玻璃的真空密封难关，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第一只国产高压汞灯终于研制成功。这一消息当时在国内，尤其在复旦大学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为我国高强度气体放电光源的诞生和进步奠定了基础，1965年复旦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时，学校把高压汞灯高高挂在全校大礼堂最显眼的位置。

后来，您远赴德国基尔大学学习，谈谈这段求学经历以及感触吧。

陈大华：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于科技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尤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向国外先进科技学习，1978年创办的电光源研究所也成为当时国内权威的科研机构之一。在此良好的时代契机下，蔡教授意识到应该将更多的年轻教师送往国外培养，但他自己却选择了继续呆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将机会让给了他的学生。

1982年在蔡老师的积极争取下，复旦光源所的多名教师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此时不懂英文的我，一心只想在实验室烧玻璃做灯泡。蔡老师知道后，立刻赶来劝说，鼓励我努力学习英文争取借此机会出国学习，等学好了回国再为学校做贡献。正是在蔡老师的极力鼓励下，我于1982年-1984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德国基尔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了两年。

我在基尔大学实验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所的等离子体光谱诊断技术，也就是研究气体放电光源怎样能发出更多的光。该研究所非同凡响实验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让我打开眼界，尤其是许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先进知识和仪器，这些在我日后的研究工作中都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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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又去了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工作?

陈大华：当时，复旦电光源研究所的多位教师先后被公派赴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IST)工作，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权威的科技研究机构，有近3千多位博士在那儿工作，几乎涉及所有的科技领域。在1989-1990年，我也被学校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市该单位工作，这次去不单纯是学习，更主要是与美国的科技人员一起参加“微量氪85原子的测试”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在这里，管理模式很开放，许多资料可供参考学习，一年后结束工作时，在允许的范围内提供运费将大量资料印刷给中国学者带回国。这种自由化的工作方式，不限定工作模式和时间，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实质性的进展成果，给与了脑力工作者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同时在美国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住在一家普通美国人的家庭里，每天共同相处的感觉犹如一家人，这对我的英语过关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我还十分缅怀他们善良友好的一家人。

回国后，您在1998年至2000年间，带领学生研制了微波硫灯，给我们介绍一下微波硫灯以及这段经历吧。

陈大华：1998年至2000年间，由我负责的科研小组成功完成了微波硫灯的研制。微波硫灯是一种应用全新发光机理的高效和长寿命节能光源，尤其是它的无汞污染的优点，成为新光源开发所青睐的研究对象。国际上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才涉及该领域，显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能也有所突破。

除了微波硫灯这一品种，该光源还有其他更多发展的余地，如新颖微波金卤灯的研制和开发。同时这项重点攻关研究项目，更可以借此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研来培养学生。

基于这个定位，由多位研究生组成的团队投入大量精力，并通过厂学研合作的模式，我们开展了系统的研究。最终，结合试验，从样品成功开发为成品投入到生产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获得了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到今天的2012年，复旦年轻教授更进一步，已在新颖微波金卤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获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谈谈这么多年您倾注心血和期望的一些书籍吧。

陈大华：1987年，撰写和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现代光源基础》，随后又参与编著出版了《光源电器原理及其应用》《霓虹灯原理及其制造技术》和《LVD无极灯》等多本科技书籍。还参与译著和出版了国际权威著作《光源与照明》，，该书受到远在海外的原作者的肯定和赞扬，并成为研究所和高校学生教学的欢迎的参考教材，编著的过程正是我难得的学习的极好机会，同时书的出版和收到欢迎也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2000年后，随着我国光源与照明科技和生产的长足进步和走向世界，科技人员和从业人员，对该领域中英文专业语言确切翻译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蔡祖泉教授提出的要求和发起，由我负责组织了一批年轻力量，共同编写和出版我国第一本《光源与照明英汉词典》，该词典收集的词汇主要涉及：光源以及配套电器;照明与灯具;光源与照明用的基本物质和材料;电光源工艺制造，生理视觉与色彩;力学、光学、等离子体、计算机科学、电磁学和热学等有关物理知识;数字与模拟电路;光电检测与半导体光源LED的制造、应用和测试;建筑、道路以及其它室内和室外照明工程设计和物流贸易等，全书近90万字。出版后广受欢迎很快脱销，并在2012年被中国照明学会授予中照学术二等奖。

作为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谈谈您的教育观?您是如何教育和培养自己学生的?

陈大华：教育是我的工作重心，为我国光源事业培养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是我毕生的追求。随着行业的蓬勃发展和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业界普遍觉得照明人才的缺乏和专业教育的不足。站在一名教师的角度，我认为，照明人才的培养不应追求虚拟的形式，要结合光源与照明学科本身的特点，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专业的设立固然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有利措施，但更应注意实质工作中人才的锻炼和成长的培养。客观来看，照明科技是建筑、物理、化学，计算机、心理、材料，生理和艺术等多门学科相结合的综合学科产物。以何种形式结合不是主要的，重点是将实质的内容相互结合，这些相关学科的基础都是光源与照明的研究内容。

现在，全国的高等院校里如真正有许多学生转入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研究，这对我国今后照明事业的进步是至关紧要的。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的高校访问，当地大学的一些学科下设置了光源与照明的方向，且发展得有声有色。从这个实例中思考并得到启发，将来的照明专业在建筑业要成为主角的可能性尚小，但成为一个出色的配角，也能体现照明专业存在的必然价值。

而且，应该有信心的是，照明专业的价值正被人们逐步有所认可，某种程度而言它更是建筑的灵魂，有了夜间照明所展现的魅力，才使建筑晚间的形象能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白天的效果。我认为，照明在当前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同时，也应甘心做好这个配角，不要追求表面的形式。作为高校的光源与照明专业，培养学生就是要实行宽口径模式，让他们有各种职业的适应能力后，再选择侧重的领域和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绿色照明在全球包括我国推广过程中，有显著的节能减排作用的节能光源，尤其是LED光源已获得人们的足够重视，但我国照明设计起步时间并不长，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在做一项工程时，人们对于需要何种光源，灯具和电器很清楚，但谈到照明设计重视就很难贯彻始终。照明设计应有的费用有时也难以接受，国内普遍还未认识到照明设计本身的价值，更未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照明设计的重要性是超过光源、灯具和电器等硬件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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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您怎样看待自己这一辈子选择、从事的光源科研与教育工作?

陈大华：首先，我认为我选对了老师。蔡祖泉教授是我国光源界的领头人，从他手上发明的新型光源曾多次代表来自中国的技术力量在国际上扬眉吐气。我能一直追随着这样一位悉心钻研、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光源研究的老师，让我终身受益;其次，我认为自己也选对了职业，有幸成为有百年校史的复旦大学的一名教师，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讲台上，能将所有的期望寄托在下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更是亲眼见证了我国光源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成为现实。

尤其值得怀念的是，与学生们一起搞研究、做实验，在许多默契的配合中凝结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以至于老年再回顾时，身边俨然多了一群如同亲生子女般的学生。再则，选择了照明事业，这确实是令人不悔的极好选择。以前相当长一个时期，照明行业和从事该领域的工作者往往会被人看不起。光源，在人们看来，不过是灯泡里点亮钨丝，更加不理解一个重点大学的高材生怎么会致力于做灯泡。

踏入光源事业后，我才明白，其实，光源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在世界上众多的科技领域中，人们公认人造光源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进程，国际科技界选择白炽灯的发明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里程碑是有道理的。平心而言，普通的灯泡，世界上的人不论是多么伟大亦或渺小，一生都不能离开它。我坚信选择这项光明的，人们所需要事业的人，他的人生将无怨无悔。

我想说，感谢上天的眷顾，给了自己三个幸运选择的机会。能欣慰看到我国照明行业和复旦电光源教育事业有今天的成就和规模，同时借这机会还想对老师，同事，父母，妻子和哥姐等亲人，以及诸多朋友们的关心，爱护和教诲，表达我出自内心的最真挚感激和感谢!

我想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总要努力有所作为，在德国学习时，国际上等离子体物理学著名权威，我的导师洛赫特-霍特格莱芬教授(Prof.LochteHotgreven)的一句话，让我一直感动于心，他说“我的晚年情愿死在讲台上，也不愿躺在舒适的沙发享受安乐的晚年!”虽我也已步入老年，但我有决心尽自己的所能，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光源发展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意继续再当一名辛勤的园丁，只要人类需要光明，还愿意仍然选择这条追寻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