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企业和政府或许已经感受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标准时代正悄然来临，标准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在继TD-CDMA成为中国标准之后，包括Linux、数码相机、闪联、AVS、RFID、碟机等行业都先后由信息产业部或相关机构牵头制定了中国标准。 　　但是，中国标准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拥有“成熟标准”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警觉，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的提前到来。 　　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4月，中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在美国政府和部分跨国巨头的游说下，被迫无限延期。10月初，中国向国际化标准组织（ISO）提交的WAPI提案亦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明确反对。后者建议中国将此提案提交至美国标准化组织--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中国企业和政府在意欲制定国家标准的过程中遭遇到了重重障碍。跨国企业们利用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制度的空当、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优势，频频在中国市场掀起“公关风暴”，部分中国标准尚未出世便遭逢挫折。与此同时，国外针对“中国制造”进行的“反倾销”、“专利税”和商业制裁却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当中国的高新技术正欲演变成为中国标准的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利益”搭乘“公共利益”便车的现象。国际上的专家说，当标准这种隐蔽性规则在世界贸易中的力量和作用逐渐显现的时候，标准就成为一种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使得先发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后发企业的成长空间更加狭小，成长过程更加艰难。 　　另一方面则是，标准也成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使得产业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国企业们倾斜，使用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后发国家和后发企业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顷刻间荡然无存。 　　超一流企业卖标准，一流企业卖技术，二流企业卖产品，末流企业出苦力。标准对国家和企业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 　　专家们坦言，目前中国的企业和产业还处于发展的中间地带。特别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它们要么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产品和要素市场，要么建立自己的产业地位，否则只能重新沦为加工车间。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选择。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知道：中国到底要不要做自己的标准，究竟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标准战略，在制定过程中又会遭遇什么样的难题？我们将如何去破解？ “两份主义”之争 　　今年5月，全美亚洲研究所推出了一份名为：《中国入世后的技术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化之变化》的报告。报告的核心是提出“新技术民族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的概念，与“技术民族主义”(阻止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和“技术全球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全球利益)相对应。 　　同时，报告把“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头上。该报告的作者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在文中列数了中国“被视为具有浓郁的技术民族主义色彩的贸易保护国家”的种种案例。 　　其中，尤以WAPI事件更被视为中国具有“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典型“佐证”。 　　WAPI由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研究制定。2003年5月，标准工作组宣布因“无线局域网设备现行的国际标准已被证实存在安全漏洞”，中国将自主研发一套基于无线局域网的标准WAPI。当时不少业内人士都习惯于把所谓的“安全漏洞”理解为一种借口--他们认为，真正促成WAPI诞生的根本原因依旧在于利益。 　　WAPI标准一度被以国外关键厂商为代表的反对者们讥之为“民族足球”，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有关部门在技术不够强势的基础上“关起门来自己定个规则自己玩”的“闭关锁国”式的做法，甚至是“有违WTO游戏规则”的“无理举动”。 　　在一片反对声中，今年4月22日于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传出讯息，WAPI在6月1日的强制执行底线将往后无限期推延。 　　苏迈德在分析中国对标准的关注时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很早前就已经布下了多样的“专利陷阱”，数年前忙于发展制造工业的多数中国企业在无奈的情况下掉进了业内领先者所设计的“专利陷阱”，并最终在专利使用费方面屡屡受挫，这是不争的事实。 　　许多国外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未履行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抱怨他们没有提前接到关于制定新标准计划的通知，并发现标准起草的过程通常是“不透明”和“不公平”的。 　　报告最后提出警示：“所有这些因素一旦结合在一起，就将使中国基于标准战略的产业政策比任何其他挑战跨国集团垄断地位的国家都更具实力。” 　　7月，互联网实验室就此针锋相对地推出了另一份报告：《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标准要走的是一条“新全球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什么“新技术民族主义”。 　　报告同时认为，“如果放弃标准，中国的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将无法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地位，从而沦为初级产品和要素市场，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 　　报告的执笔人，互联网实验室咨询顾问、北京大学经济学在读研究生刘双桂认为，他们提出“新全球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要走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标准的道路，必须通过标准和知识产权的崛起实现高科技的崛起，通过高科技的崛起实现经济的崛起，通过经济的崛起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 　　这一道路区别于此前不断被强调的“中国制造”和“市场换技术”的思路，虽然开始建立自主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是很困难的，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果不从技术和知识产权实现突破，就会继续出现“大产业和小企业”以及“企业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形，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 　　该报告还指出：全美亚洲研究所所标榜的“技术全球主义”，其实是标准秩序上“旧全球主义”的表现。 　　而所谓“旧全球主义”是通过国际组织和规则、市场势力、政府谈判和知识霸权等种种手段，强化自己的全球垄断地位，不断打击标准秩序中的竞争者，过分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不惜压抑和损害公共利益的发展。刘双桂指斥说，“旧全球主义本质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失衡的体系。” 　　刘双桂的报告还指出，市场换技术、制造大国、政府主导和企业单干的思路都存在问题，中国必须通过制定高科技标准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和平崛起。 　　因此，自主制定标准已经摆到中国的眼前。随着“旧全球主义”标准秩序的转型、中国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我国巨大的市场等优势，通过适当的战略，中国有能力制定自主知识产权标准。 “制定策略”之争 　　实际上，正当刘双桂们与国外研究机构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之时，关于中国标准的制定策略，业界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一种是“大干快上型”，希望中国尽快制定标准，在国际标准体系中发出声音，扮演重要角色；另一种是“时机成熟型”，认为我国技术水平有限，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尚不充分，可以先跟着国外“标准”走，待机发出声音。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DVD的缘故，中国的企业恐怕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专利和标准究竟有多重要。 　　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正在制定中的DVD和EVD标准也正是源于2002年中国多家生产商和飞利浦等DVD播放机国际巨头的专利纠纷。在当时的欧洲口岸，大量中国DVD播放机因生产厂商涉嫌未支付专利使用费而被扣留在港口。 　　据了解，自2002年以来，国产DVD的出口就不断地面临着国外专利收费集团的“挑战”。国外的四家专利收费集团“3C”(飞利浦、日本索尼、先锋)、“6C”和法国汤姆逊(1C)及EMPEG提出向中国DVD收取专利费，四家专利集团每台专利收费合计10美元左右。 　　到目前为止，“3C”、“6C”分别与中国机电商会、中国音响协会签订了DVD会谈备忘录，部分企业与“3C”、“6C”单独签订了协议，而且很多国外企业对征收范围的划分越来越细，从刚开始的5美元已经增长到了现在的21美元，征收专利费用的企业由当初的一家变成了37家。 　　受到“标准之害”的不仅仅是DVD行业，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近几年我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遇到国外的技术壁垒，技术壁垒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每年超过450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 　　正因为如此，赞成中国标准“跑马圈地”的专家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来讲是个好机会：一，一个没有竞争的行业，这种情况下企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建立出来的标准自然是主导标准；二，在一些有可能转换标准的产业，如现在的手机从2G向3G转换，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有机会。 　　在这些持此立场的专家们背后，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TD-SCDMA、RFID、EVD、IPV6、AVS、闪联、WAPI、数码相机等运作中的标准。 　　不过，DVD标准的专利许可几乎扼杀了中国的DVD制造企业，WAPI的实施被无限期推迟，3G技术标准选择尚未明朗，EVD标准的前景迷离，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也成了部分认为中国“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尚不充分”的专家们“反驳”的依据。 　　专家们认为，标准应该是一种形式上的技术联盟，应该由企业共同制定完善，但在过去我国的标准制定过程中，更多是由政府导向，并最终体现政府的意图。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许多标准在制定之后无法得到产业的具体应用，只能长期搁置，无法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另外，国外标准的制定过程通常都是由大多数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巨头型企业共同参与，从制定开始，便在标准文本、知识产权、平台技术等牵扯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考虑得比较周全，耗费资金通常都是以天文数字来计算。但我国这方面的经费有限，工作往往难以得到彻底的落实。 　　记者了解到，2004年9月由国家标准化战略委员会发出的《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对上述两种声音作出了归纳总结。 　　《总报告》中还订立下了“制定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的调子。 　　该报告课题组分析指出：“我国的技术标准落后和滞后、市场适应性不强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标准化法》的制约、陈旧观念的束缚、以及科技创新体系与标准化的脱节等原因造成的，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的发展、国际贸易都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报告强调：“要想让我国的标准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彻底摒弃计划经济的做法，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标准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彻底转变我国技术标准落后和滞后的局面，全面提升市场适应性，使中国的标准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电子商务委员会副主任陈际红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她认为，在谈标准化战略的同时，眼光应当放得远一些，看到技术发展的趋势，看到市场发展的方向，但更应当把眼光放得低一些：从技术进步出发，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为标准战略的实施奠定知识产权基础。 　　陈际红举例说，日本曾经将“技术立国”作为国家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的技术竞争力已经相当强大。2002年日本又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和《知识产权基本法》，将“技术立国”的策略修改为“知识产权立国”，旨在以知识产权加强国家竞争力。而国内的一些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缺乏知识产权体系的规划，获得的研究成果又不及时产权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技术进步，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是标准化战略的基石，需要现在就开始。”陈际红认为。 “两步走”战略 　　“怎么走下去”无疑是我们今天需要面临的抉择。 　　已经接受过一次又一次教训的中国政府和企业们虽然开始了着手考虑如何对抗国外的标准联盟。然而无论是闪联还是TD-SCDMA或是WAPI，中国制定标准的历程中似乎很难体会到一帆风顺的快感。 　　不过，总会有人主动“指点迷津”。8月，德勤发布了题为《变革中的中国》的报告。 　　德勤在报告内提出了三项实用的战略以助中国推动自己独有的技术标准：在现有的技术标准上开发一套较低成本的替代品；在本土市场建立一套新标准，并在得到广泛应用及获得经济效益后再将该技术输出海外；加入国际合作组织，并充分利用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吸引力。 　　德勤科技、传媒和电信业服务小组中国区领导人颜漏有警告称，“中国在标准上的积极进取不是没有风险的。但中国若能将其开发技术的项目与市场需求、国际标准以及跨国合作组织的利益挂钩， 将会获得更大的效益。” 　　当然，“更着急”的人不是德勤。9月下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相关单位下发的《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征求意见稿)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专家解读该报告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正式启动国家标准的战略了。” 　　据记者了解，该项目由科技部牵头立项，共投入研究经费1000多万元，分为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农业技术以及制造业。为了保证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总报告》还提出了战略实施中应采用“先立后破、分步推进、分业实施、试点先行”的原则。 　　同时，《总报告》中把信息技术产业确定为标准战略“标杆”的使命。 　　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课题组把实现过程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10年）和第二阶段（2011～2020年），战略实施策略在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如下： 　　启动期：第一阶段(2005~2010年)，主要是跟踪国际标准的动态和趋势，加强重点技术和产品的专利工作，参与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以争取尽量多的主动权。国家将增加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同时，在技术转化的基础上，也会通过积极的国际谈判，争取在标准化领域的国家利益。 　　推进和完善期：第二阶段(2011~2020年)，主要是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占据本领域标准的主动权。超越国际标准，成为更多高技术领域先进标准的研究、制定和领跑者。 　　《总报告》还制定了其他具体的支持政策，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吸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伙伴，在信息产业最前沿的领域并肩开发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国家也将通过信贷政策或者直接资金支持等，鼓励和扶持上下游企业之间或者竞争企业之间建立联盟，争取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主动权以及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有关专家强调，中国标准的制定并不是要设定技术或者贸易上的壁垒，而是本土企业开始寻求话语权，中国政府开始走向自信和成熟的一种体现。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